名士胸怀，高人杖履——徐新周篆刻艺术(上)
徐新周的师承与印艺
徐新周（1853—1925），江苏吴县人。字星舟，别署星州、星洲、心周、星周，以星州最常用。所居曰陶制庐、耦花盦等。其幼而嗜古，尤究心金石，见吴昌硕所作印，私心倾佩，得缶翁俞允，遂南面执弟子礼。
新周年比缶翁少九岁。能作四体书，小篆、汉隶意味简古严正，讲求前贤法规。篆刻师事吴昌硕，时人谓之“星周入师门，且能入室操戈”。是说其逼真恩师规模外，常喜以汉碑额入印，线条较方折匀称，不若缶翁之浑厚恣肆，然亦风神自具。边款亦然，甚得缶翁法乳。“偶作圆朱文印，盖应求者之请耳。新周在上海悬例鬻印，取值不昂，求者踵接。日本人士游沪者，莫不挟其数印以归，是以其印在东瀛流传不鲜（马国权《近代印人传》）。徐氏临仿缶老治印，称得上是惟妙惟肖。连行家里手也分辨不出孰是孰非。以致日本金石篆刻界直指徐氏为“缶庐第二”。其实，缶翁晚年以忙于书画应酬，又限于目力，也因年老有臂疾，痛疼不克遂使腕力不济，故润格太高，四方求印者，由新周代刀为多，可见缶翁对他的信任与器重。“凡代刀之印，缶翁多先篆稿，最后略作修饰，并亲加边款。亦有连边款悉由星州代劳者，如《苦铁印选》中之‘高聋公留真迹与人间垂千古’一钮即是。” （马国权《近代印人传》）也有缶翁落“大聋”穷款后，又由星州再刻“光绪丁未（1907）冬月星州刻”，如 “眉盦”（图1）一钮即是，新周时年55岁。“楚锾秦量之室”边款：“景张得楚锾金、秦鞅量，希世珍也。属俊卿刻印，时病臂未瘥，为篆石，乞星州为之。老缶，戊申（1908）六月。”（引自韩天衡编订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西泠印社1983年版第903页。）“金彭”（图2）一钮，印风特立，与缶翁的其他印风迥异，倒与徐新周中年的印风相近。边款文字稚嫩，注明“苕上吴俊卿篆”，惜未纪年，应是缶翁篆星州刻的印作。尽管我们可以确定的徐新周代刀之作不太多，有明确年款的更少，但我们可以确定：光绪丁未（1907）前后是新周代刀的频繁期。
上世纪20年代前后，篆刻界有“南徐(新周)北陈(衡恪、师曾)”之说。蔡守于1934年在香港《华字日报》连载《印林闲话》时，论及缶翁弟子，也多次说到“南徐北陈”：“吴苦铁（昌硕又号缶庐）……所作印亦脱胎石鼓，规模秦汉古玺，旁通碑碣、吉金、残陶、古砖、瓦当、封泥各文字，弘其意趣，而以刀纯浅刻独得一种古拙朴茂之致，直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以致流风所播，蒸为习俗，同时印人莫不摹拟缶庐以合时趋。在南则以徐星舟，又署新周；北则以陈师曾。其佼佼者。”
徐新周中年“代笔”是事实，部分印作“神、形酷似缶庐”也不错，但是，不能以偏概全，对于他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见解应作具体分析。
笔者以为：综观徐新周的篆刻生涯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：即学习期、变革期、成熟期。分別以57岁和66岁为分水岭。
宣统元年（己酉1909）徐新周57岁，此前，风格尚不明显，多有乃师的面貌。如“竹洞旧门楣”，边款署“缶师法”（图3），虽未署年款但应是早期仿师之作。57岁以后，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，如“老兰填词”（1909年，图4），取汉印方折用笔，劲挺爽利，与缶翁多用圆转少用方折，即用方折也多残蚀，有苍茫浑劲之气的风格迥异。“熾君”（图5），仿陶器印迹布白，疏密对比，朱白自适。已见变法之端倪。
aa七年（戊午1918），徐新周时年66岁，是年是他的创作旺盛之年，也是他篆刻艺术水平飞跃的一年，大量的印作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。“唾面自干”（图6）、“睡仙”（图7）两白文印用边框，与缶翁风格相径庭。“存吾春”，金文入印，作古玺形式，颇有黄士陵的作风。“蛟龙皆非池中物”（图8），圆朱文，缶翁印作中未见此风格。“目畊”（ 耕之古文，图9）等印作古玺布白，两字大小、轻重、疏密对比强烈。“斿心”，用石鼓的“斿”（游的本字）字，配以介于大篆小篆之间的心字，空灵而活泼，留红生动可爱（图10）。“因物成務”（图11），陶文入印，文字大小、轻重、疏密对角呼应；笔画有粗细变化，显示了书写笔意。“穷六义于怀抱”（图12）圆白文入印，用笔圆转而布白缜密，风格特异。“收百世之阙文”、“听其声不如察其形”、“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”（图13）、“奇石作良友名花当美人”等白文印，小篆入印，皆取横势，圆转缜密，兼取吴让之法。“气霁地表”一印用汉碑额款式，也是一种尝试和创新。“重親致歡曹景完”（图14），三行布白，行气的宽窄均不同，有《侯马盟书》的韵致，是为创新。“斿山澤觀魚鳥”（图15）、“大象無形”（图16）等阳文印则以小篆为基调，参以象形文字规整化，如鱼、鸟、象等字都是借助于甲金文字加以变化，增加了灵动活泼之感。这种精丽风格的印章在缶翁的印作中是难以寻觅的。“优遊自得”（图17）以朱文汉印的模式发肃穆典雅之气。“学海” （图18）朱文印则得力汉金文，劲挺华滋。吴昌硕以石鼓文为根基，参以小篆、缪篆等书体为元素，以圆润为表象，以浑厚为气质。徐新周晚期则以小篆为根基，参以缪篆、封泥、碑额等文字意趣，以方折劲挺为表象，以爽利为气质，与缶翁印风格特异。上述作品都游离于吴派的范畴之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
《吴昌硕印谱》（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）中缶翁所刻小印多在0.9厘米以上，0.8厘米的仅见两枚，而新周却能刻“极工极小的印”，最小的都在0.7厘米见方，给蔡守刻的一批印中就有多枚。下文将详述。
徐新周边款或简或繁，繁者数百言，简者仅“新周”、“星舟”、“心周”，或“星州”两字，多用楷书。早期与乃师相似无别，几不能辨（见图1、图2）。中晚期后，雍容华丽，小字皆能清晰，风格与缶翁迥异（图9、图36等）。徐新周刻款，隶书（图19）、行书、小篆（图20“干禄无疆”、 图21“万物之母”）皆能。但用缪篆则是他的创新和自家风范，如“性合元和身齐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”（图22）、“虚心实腹弱志强骨”(图23）。“无道人之短无论己之长”、“垂芬燿于书篇”等印的边款都是取圆笔的工整秀丽的缪篆。
缶翁刻人物佛像线条简约精炼，大写意的线条颇多传神，如“虚素”（图24）、“明月前身”、“破荷亭”等印印侧的阳文图像即是。新周刻佛像、人物、动物，则用浅浮雕阴线勾勒，如“抚汉不其令董君阙”、“能事不受相促迫”、“橅唐普乐寺造像一躯”（图25）、“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日”（图26）、肖形（牛）（图27）等皆取汉画像之精蕴，又是一番境界。
缶翁、新周用刀不同，新周多用冲刀，故线条“方匀坚实”，峭拔劲挺，不若乃师之“浑厚恣肆”。不论印文或边款，新周再小的字都能清楚整洁，应该是薄刃深刻，与乃师之“纯刀浅刻”的意趣又有不同。如此等等，说明新周晚年已跳出了师门的巢臼，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因此，我们仅仅用“缶庐第二”，“神、形酷似缶庐”，“缶庐的代笔（刀）者之一” 来评价他，显然有失公允，也使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。
《近代印人传》记曰：“四方求印者，多委得意弟子及其子臧龛（昌硕次子吴涵，字子茹，号臧龛）代庖，星州捉刀尤夥。”吴涵年廿八游宦江西……aa以后又先后服官山西、黑龙江等地，1922年返沪，缶翁时年78岁。1927年夏，偶感小疾，遽尔逝世。为其父代刀必在这五年中。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说：“吴昌硕刻印，七十后由徐星洲代刻，八十后由钱瘦铁、王个簃代刻。”可能不确，前述“眉盦” 一印是光绪丁未（1907）为缶翁代刀，缶翁时年63岁。蔡守《印林闲话》所记：“吴六十后，凡有求印者，亦必言明只可自己摹印，而嘱徐新周奏刀。”最为符合实际。
但是可以说明曾有四位门人先后为缶翁代刀，徐新周是最早的代刀者，后期不代刀或少代刀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有学者评其印风曰：“……意味严正不俗，多得方匀坚实、苍秀并健之趣，而不似缶翁的浑厚雄恣。”评价最为中肯，已表述了新周晚年不似缶翁的观点，难能可贵。
来源：《收藏/拍卖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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